尽管现有市场中７０％以上的土地是用协议出让的方式供给的，但当少量用招拍挂方式供给的土地大大地提高了土地的价格时，相邻的低成本土地也会按照招拍挂的高价土地去改变自己的预期，市场的消费者同样会因土地价格的增长而改变购买商品房价格的预期。尽管土地的价格不同，但产品向市场供给的时间可能相同，没有那个开发商会说因为我们的土地是高价购买的因此房价会高，而另一个发展商会说我的土地是协议出让的房价就低。一定是不管用什么方式取得的土地都会向市场中的高房价看齐，市场一定是同质低价房快销、同质高价房慢销或销不出去。当有人用高价为低价发补贴时，低价房也会因快销的购买力而提高自己的房价，这是市场的必然规律。所以只要一部分的土地价格上去了，就等于全部的土地价格上去了。市场一部分因土地成本将房价提高时，就等于全部的房价都会提高了。

此外，当协议出让土地时，人们还有能力去根据市场选择自己的市场产品定位，而当土地成本提高到一定程度（上涨３—６倍）时，就一定会被迫去选择高价位的消费市场。选择生产和供给高价位的产品，因为低价位产品可能使他们无利可图。按我国现行城市平均房价的统计方式，在一个城市中当高价商品房供给量加大时，其平均房价一定是上升的。虽然我们不断地强调产品的结构性矛盾，但土地的招拍挂制度已使市场没有能力自行进行产品结构的调整，也失去了调节土地价格的余地，产品结构的调节只能从土地的供给源头开始。现行的１１号令大约结束了市场自我产品结构调整的生命力，只给市场留下了价格不断攀涨的预期。

（四）制度造成了预期土地价格的增长

除了土地垄断、信息不透明等等已经可以看清的问题之外，８月３１日之后的结果更是一个土地价格高增长的预期。

自１１号令出台之后至今年上半年已有两年的时间，统计数字告诉市场，政府根本没有能力用招拍挂的方式向市场供应充足的土地。

今年上半年协议出让的土地高达７２．１５万亩，占全部土地的７１．２２％，而按１１号令供给的土地尽管增长了２２．２３％，也才仅为２９．１３万亩，占全部土地的２８．７８％。

去年全国在施面积约为１２亿ｍ２。按１２的容积率计算（全国不会高于１２，沈阳市仅为１１．９的平均容积率）约需９０万亩土地，如果按土地实际完成开发的时间和分期转化为产品的时间计算，大约开发商的土地储备应为实际投入建设量的３倍，则大约为２７０万亩。而今年上半年的非协议土地供给量仅为２９．１３万亩，是实际需要量的１０．８％，相差甚远。尽管政府上半年已有约２０４４亿元的土地收入，但全部投入于土地储备之中也尚不足以提供完成土地储备所需的资金量。并且土地收入中已大量地投入于基础设施建设与开发，就没有更多的钱去用于储备了，根本不具备完全用１１号令的方法供给土地的能力。可以预见８月３１日停止协议土地出让之后的土地供给量会极度下降，也必然会造成土地价格的进一步高涨和商品房供给的减少，以及商品房价格的高涨。

尽管目前开发商手中的土地储备尚够一年左右的开发量，但政府绝不可能在一年之内将招拍挂的土地供给量从半年的２９万亩提高到一年之内提供９０—１２０万亩。这就意味着最迟明年中就会在全国出现土地供给的危机，进而进一步推动房价的高涨。

国家在这一轮的宏观调控中，重点控制了土地审批的源头和金融信贷的源头。半年之内不许新批非农用地，使地方政府从根上切断了进行大量土地储备的能力，也限制了地方政府土地储备的信贷能力。当８月３１日中止了协议出让之后，必然会在地方政府忙于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之中，发现根本无能力迅速解决土地储备和土地市场供给问题。不难想政府一定会为ＧＤＰ的增长发愁。政府一定会为房地产投资的下降及后续无力发愁，政府一定会为土地的供给对市场价格的影响发愁。价格上涨，不论是土地价格还是房屋价格的上涨，都会在土地供给制度的强制之下变成必然。

尽管利用８月３１日的强制行为会使相当数量的土地无法跨越协议出让的门槛，也让政府可以借此机会收回大量土地变成政府的土地储备，并用招拍挂的方式弥补市场土地供给的空隙。但此办法并非长久之法，也需要动用大量的人力、财力和解决大量的诉讼纠纷，才能变为实际可供用地。杯水车薪是无法改变土地供给量减少的预期和价格增长的预期的。

也许上半年土地供给情况和土地价格的分析可以让我们得出一个结论，制度在改变市场的预期，制度在影响市场的价格，制度在让未来的市场继续保持价格上涨的推动力。在本来就尚未发达的房地产市场中，土地供给制度为市场的发育和发展制造了一点麻烦。必须从土地供给制度的改革上加大力度。让房地产市场重新回到支柱形产业的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