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各城市相互攀比，大搞“标志性建筑”、“形象工程”，使建筑设计中的标新立异、浮华造作、盲目“崇洋”之风愈演愈烈，结果国外二流、三流甚至毫不知名的建筑师都争相到中国来“淘金”，中国快变成了他们的“试验田”。
这些建筑埋藏着的隐患，可能在若干年后暴露。
安德鲁拿了工程总造价的11％
上海市政协常委、市政府参事、上海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傅克诚教授在最近上海政协召开的一次座谈会上郑重呼吁，“我国的城市化进程中弥漫着一股‘攀高斗富’、‘崇洋贪新’之风，什么样的建筑外形奇特、什么没见过，就上什么，不顾风险有多大，投资有多大，浪费有多大，与周边的人文环境是否协调，这是对国家、对人民、对后代不负责任，必须狠狠刹一刹这股不正之风。”傅克诚兼任日本东京大学教授，对日本的情况相当熟悉。他说，日本１９６４年举办的东京奥运会、１９７０年举办的大坂世博会和２００５年将要开幕的世博会，都诞生了许多新建筑，几乎所有的建筑都是日本人自己设计的，日本政府有意识地把在日本举办的各种国际盛会变成一个个培养本土建筑师的大舞台，在实践中造就了日本的国际级建筑大师。
而且，国外设计师报出的都是“天价”，并要得“大头”。据傅教授说，法国建筑设计师安德鲁设计的沈阳某建筑，总投资概算为２６．８８亿元人民币，安德鲁设计师事务所竟然得了总造价的１１％，完全冲破了我国建筑设计业关于大型建筑的设计费不能超过总造价３％到４％的行规。而实际上，安德鲁只是提供了一个设计概念，所有的结构设计、施工图设计都是由沈阳市建筑设计院完成的。
傅教授的观点得到了上海众多专家学者的认同，他们都对社会上蔓延的“崇拜外国的、排斥民族的”奢华、浮躁之风深感焦虑和不安。中国科学院院士、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郑时龄教授指出，“对于国外建筑大师的迷信和盲从，会丢失我们城市本来的风貌，因为他们不一定会善待我们的城市，不可能参悟中国文化的要义，中国建筑传统与现代的结合之路，不可能靠外国人帮助我们走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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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亿平方米培养不出一个世界大师
外国建筑师频频在中国“大包大揽”，客观上已经使我国本土建筑人才丧失了很多锻炼的机会。郑时龄院士痛心地指出：“目前，中国正处于世界建筑中心，但中国的建筑师仍处于边缘。１９９９年，上海评选出的５０个经典建筑中，一半是外国人的作品，近年来，上海的标志性建筑绝大部分都是由外国人设计的；１９５２年至２０００年上海共建造了６亿平方米的建筑，却没有培养出一个世界级的建筑大师，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建筑界的悲哀。”他认为，我国本土建筑师之所以在水平上略逊一筹，尤其在创造性上有所欠缺，这与机制有密切关系。中国建筑师一生完成的建筑量和建筑速度是美国建筑师的５倍，而设计费用只有他们的１／１０。如此快的发展态势下，来不及总结、思考和提高；另一方面，中国建筑师的社会地位也不高，业主受利益驱使，随心所欲地篡改他们的设计方案，最后出来的作品往往并不能体现建筑师的最高水平。
一位当前正与国外设计公司合作的上海建筑师向记者提供了外国建筑界对中国这种现状的尖锐批评。美国著名建筑师安东尼·费尔德曼指出：“在中国到处见到的只是有正常脑袋的人在别处不会兴建的怪物。”最近到过沈阳的伦敦经济学院城市设计系主任理查德·布尔达甚至形容中国内地的城市设计“像一场失控的基因工程实验。”这位不愿公开姓名的设计师说：“我们也迫切希望快点结束这场失控的‘基因工程实验’，但当前严酷的现实是：不请外国人设计、不与外国公司合作，就不能中标，很多建筑出资方根本不把机会留给中国建筑设计师。在这种氛围下，许多中国一流的设计院沦为外国人的‘配合设计院’，永无出头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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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鸟巢”式体育场可能热死草坪
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建筑与城市研究所所长吴良镛也曾经指出，国外的建筑师在中国进行各种大胆的尝试，并没有考虑到中国的具体情况，那些张扬地位、扬名立万的建筑作品往往受到亲媚，而这类建筑的基本组成元素是：高科技、前卫、夸张、解构、冷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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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日提前通车，成为上海一景。紧接着，截至１９９３年底为世界上跨度最大的斜拉桥（主跨６０２米）的杨浦大桥也建成通车。
在以后不断的实践中，上海建桥的业务越来越精，经验也越来越丰富，已成为上海建筑设计业的骄傲和品牌，承揽的大桥设计和建桥业务已从上海拓展到全国并走向世界。而如果没有上世纪80年代上海市领导力排众议的果断决策，如果当初没有给中国设计师一个施展才干的机会，也许中国的桥梁市场也会成为外国建筑师的“淘金地”和“试验田”！
在建的上海市艺术中心
